從80年代開始提出政府職能轉變以來，我們的政府對行政審批制度進行了較大的改革，也取得了顯著成效。但由於我國原審批體系過於龐雜，又涉及到從中央到地方方方面面的利益關系，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並沒有完全實現簡化“放權讓利”、“應該由市場解決的問題交由市場去解決”的改革目標，當前的審批制度還管著了大量不該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其弊端十分明顯。主要表現在：

一是政府審批事項多、時間長，影響企業發展。盡管近十多年來，中央和地方政府取消大批審批事項，簡化了審批程序，但現有審批事項仍然十分龐大，很多完全可以通過市場調節、企業和個人自行解決的事項仍在通過審批制度去實現。這不僅導致企業、個人負擔加重，更浪費了大量的人力、財力和時間。以食品生產准入為例，一個食品企業，除了廠房、設備籌備需要大量時間外，還至少要花大約三四個月時間去申領食品生產許可証，不僅如此，如果同一設備生產另一類產品又要新一輪申領程序，耗時又耗力，影響企業創新與發展。

二是審批制度容易滋生腐敗，加大了企業負擔。目前我們的審批制度事實上存在很多不規范之處，產生了很多暗箱操作行為。有些企業或個人為加快審批向審批機構或個人提供好處，有些不符合條件的企業或個人為了獲得審批提供好處，甚至某些中介機構還通過審批制度獲得了“第二個政府”的“隱形審批權”（許多行政審批程序規定企業提供第三方中介機構的審查意見或檢驗結論，這樣這些中介機構就取得了類似行政審批的權力）。這樣的審批制度不僅導致腐敗的產生、道德風氣的敗壞，同時亦增加了企業負擔，更阻礙了社會經濟的正常發展。

三是現行的審批制度偏重事前審批，忽略了事后監管。我們目前的審批制度有點像准生証，隻管能不能生小孩，一旦孩子生出，是好是壞、今后養得好不好，我們的審批制度是不管的，也管不了。另外，現行的許多行政管理法規注重的往往是行政審批環節，而對於監管環節則相對比較簡化或忽視。這樣就導致許多企業通過了行政審批之后沒人去監管，又成為違法行為的滋生場所。

針對以上問題，提出如下建議：

一是徹底取消不必要的審批制度，完善備案制度。我們認為，對於能夠通過市場調節、自由競爭實現的事項和行為應該不宜再通過行政審批來實現，目前絕大部分行政審批事項是屬於這樣的狀況，應當予以取消。而對需要准入條件的事項和行為，則應該制訂完善的准入標准和條件，對於符合條件的企業或個人可通過備案來實現准入。

二是完善監管體系和制度，加強事后監管。我們的政府應當真正實現從“重審批”向“重監管”的轉變。對於已經通過備案制度或自由進入市場的企業或個人，應嚴格按監管條件和標准進行管理，一旦發現不符合監管標准的企業或行為，應當予以嚴厲的處罰，直至將其徹底趕出市場，從而建立起公平進入、有序競爭的市場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