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共治”仍需突破

　　“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循环利用，循环利用就是三化——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中国循环经济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中心副主任、总工程师曲睿晶认为，现在处理外卖垃圾的方式仍有很大不足，无论是前端垃圾分类、中端运输还是末端处理都远远没达到循环利用的标准。

　　据了解，目前市场上外卖餐盒材质多为PP5（聚丙烯），因其具有无毒害、耐高温、重量较轻等优势，而被外卖打包广泛使用，但同样因为轻薄，其回收价值也较低，大部分回收站并不愿意回收。

　　“现在还不够厚，无论重量还是厚度，包括材质，都还是不够的，只有做厚了才能循环利用，薄了的话只能做无害化处理。”曲睿晶建议，从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来讲，外卖平台作为获利者应该承担社会责任，把餐盒做出自己的标准，平台最好有自己的回收处理产业链，形成一个循环利用的闭环。

　　这个“闭环”也正是向南江、刘凯他们努力的方向。“整个收运体系统一归口到一个企业来做的话，才有可能起到前端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最后达到分类处理的目的。”刘凯介绍，目前北京市的整个收运体系比较复杂，前端投递是各个区的环卫中心负责，从垃圾楼清运到转运站、从转运站转运出去这部分才归他们负责，归口不统一，很难协调。

　　向南江也指出了同样的问题，他觉得在和一些小区做合作试点时，主要的障碍来自街道办或者物业，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线下铺设回收柜的进程。

　　“政府的有关部门要制定一个规则，把废弃的塑料餐具回收再生体系建立起来，加强管理，做好检查。”周黎丽建议。

　　而对于如何减少塑料餐盒的数量，鼓励消费者和外卖平台重复使用外卖餐盒，曲睿晶分享了“押金制”和“基金制”两种制度。“押金制”责任在消费者端，消费者只有退还外卖餐盒才能拿回自己的押金；“基金制”责任在外卖平台、平台商家等企业端，由其成立回收处理专项基金，用于支付回收利用所需要的成本。

　　“把绿色消费贯穿在企业的销售全过程当中，才能实实在在地让每个消费者参与循环利用。”曲睿晶表示，“押金制”和“基金制”可以相结合使用，让企业和消费者共同承担责任，政府要加强立法和监管，承担管理责任，这样才能逐渐形成“社会共治”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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