瓶裝水亂象再問標准為誰而設

　　在中國瓶裝飲用水的國標中，水質指標僅有20項，相比之下，自來水的標准中水質指標有106項。中國瓶裝水標准滯后，測菌仍然按前蘇聯的標准。據悉，地方瓶裝水水質標准的制定大多都有企業的參與。

　　在公眾的認知中，瓶裝水應該比自來水更安全。然而，在現實中瓶裝水標准卻不及自來水，不僅水質指標遠遠少於后者，更缺失了汞、甲醛等重要的毒理指標。有一個細節很能說明問題。世衛組織早已更新了檢測方法，要求飲用水不得檢出大腸菌群，而我們的瓶裝水還在沿用舊式的蘇聯標准，和過時的指標數目。在“與國際接軌”成為時尚潮流的今天，瓶裝水標准緣何固步自封，成為井底之蛙？

　　一言以蔽之，千絲萬縷的利益糾結，羈絆了瓶裝水標准完善升級的步伐。與自來水國標的多個部門共同修訂，有助於利益博弈的監督和制衡相比，瓶裝水標准主要涉及衛生系統，這種“閉門立規”更容易受到某方面既得利益的左右。

　　而這種利益干擾反映在地方標准和企業標准上更為明顯。一方面，一些地方准熱衷於打擦邊球制定新型飲用水概念標准，比如，在國家早已制定 “天然礦泉水”國標的背景下，各種各樣的 “天然泉水”、 “天然山泉水”地方標准不斷涌現。一字之差，卻是謬以千裡，這些地方標准不僅不如天然礦泉水，甚至不如自來水。之所以另起爐灶就低不就高，難逃保護地方企業之嫌。以雲南瓶裝飲用天然泉水地方標准為例，這份重金屬和微生物指標高過礦泉水的地標，就是5家瓶裝水企業參與制定的。

　　同時，在標准體系復雜混亂的背景下，一些企業不遺余力地利用其一類水中的某個指標制造噱頭。企業標准作為一個生產的基本指標，並不涉及其生產環節的工藝流程和商業機密，但多家知名瓶裝水企業卻以涉及商業機密為由，拒絕公開企業標准，可謂“此地無銀三百兩”的不打自招。

　　我國《標准法》明確規定：“制定標准應當有利於保障安全和人民的身體健康，保護消費者的利益，保護環境。”遺憾的是，時下一些行業標准卻更像是在保護企業的利益。 2011年6月，廣州市奶業協會理事長王丁棉公開批評中國生乳國家標准“全球最差，是全球乳業的恥辱”，“被個別生產常溫奶的大企業綁架”。

　　標准越是嚴厲，生產者所需要支付的合規成本就越高，質量安全和公眾健康就越有保障。因此，指望企業和地方主動解決標准打架的問題不太現實。根據《食品安全法》有關規定，作為食品監管主管部門，國家衛計委理應打破沉默，為瓶裝水標准亂象正本清源。（張楓逸）